城裏人可否注冊家庭農場，流轉來的土地可否抵押融資，地裏除了種莊稼能否“種”點建築……許多人對“家庭農場”的概念尚模棱兩可時，其實它已如雨後春筍般而生。

據成都市工商局統計，今年上半年，成都市家庭農場新登記283家，較去年同期增長8.75倍。截至6月30日，全市家庭農場累計登記517戶。

家庭農場與農民進城、資本下鄉、農業現代化交織在同一曆史時空，蓬勃之勢亦引發外界顧慮：是否會成為城裏人的狂歡？

8月12日—14日，記者前往新津、崇州、彭州、大邑等農業大縣實地調查發現，作為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，家庭農場順應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大勢，它或像當年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，將重塑農村經濟版圖，盡管這個過程不一定會一帆風順。

崇州市榿泉鎮夢農業家庭農場公司分工

尹遙霞

法人代表，她抓財務和育秧

丈夫

新技術、新機具的引進者、應用者

父親

負責農機調度

母親

著手後勤保障

婆婆

負責勞務組織

A 誰可以當農場主？

——戶籍不是前提，但不紮根不行，大批返鄉農民領銜

成都市農委向記者提供了一份資料，成都市目前共有家庭農場2143家，就此而言，登記注冊量不足四分之一。

成都對家庭農場的界定標準，主要有三個要點，一是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、家庭成員為出資主體並承擔責任，二是家庭收入來源以農業為主，三是對種植養殖適度規模的要求，比如種植麵積要在50畝以上。

至於是否需要農村戶籍，存在很大爭議。今年初，成都市農委集體經濟組織指導處撰寫調查報告時，仍將農村戶籍作為家庭農場的必要條件，據此統計出來的數量為833家。

這也暴露出一個問題，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，成都形成了成熟的土地流轉製度，早在幾年前，城裏人下鄉租田種地就不是新聞了。換句話說，具有城市戶籍的規模化種植養殖者，是事實性存在，且數量不小。

目前申領到家庭農場營業執照的城裏人不多，劉成鋼是其中一個。他和妻子自2008年起就在大邑縣租地種菜，於今年3月“轉正”。“對城鎮戶口有較高門檻。”劉成鋼介紹，大邑縣要求必須經營滿3年，且流轉土地時限不低於15年。他這樣揣測當地政府的謹慎態度：“家庭農場引導創業者關注農業，但也要防止有些人一時頭腦發熱，‘圈’了地不種，或種上一兩年跑了。”

他認為，如果對農業缺乏敬愛之心，不能紮根農村，通常搞不長久。這幾乎是記者所接觸的“持證”農場主的共同特征，與戶籍無關。

彭州市現有“持證”者42家，一個顯著特征是，多數為在外打拚的農民返鄉創業。“對普通農民而言，如果流轉土地百畝以上，投資大不說，能否玩轉市場也是問題。”彭州市農發局吳昭明分析說，該市種植30畝以上的大戶有700多個，積極開展注冊登記的確實以“新農民”為主體。

軍樂鎮朝陽村“農場主”吳加寧，曾在成都搞個體，從事樓宇監控設備等銷售。新津新平鎮寶墩村的楊波，回到農村前是中鐵二院的一個工程經理，崇州道明鎮斜陽村的詹天兵則是通威集團一個分公司的負責人。

B“家庭經營”如何認定？

——構成多樣，重在公司化運營，隻學樣子沒戲

家庭農場的經營者，自然是“家庭”。記者調查發現，成都市對家庭的界定，采用了“廣義家庭”的概念。

詹天兵代表了狹義上的家庭，出資成員包括他的父親、大姐和弟弟。崇州市榿泉鎮夢農業家庭農場的法人代表叫尹遙霞，她的成員包括父親、母親、婆婆和丈夫，係姻親關係。楊波的關係圖更複雜，包括了他的妻子、嶽父、嶽父的兄弟、連襟。“家庭農場實質上就是企業，至少是一個小微農業企業。”詹天兵說，與作為種植大戶的自然人不同，家庭農場獲得了法律認可的市場主體地位，可以大膽放心地經營。“企業就應理順管理機製，建立財務製度，這樣才能更好地對接市場，更好地獲得信任。”

尹遙霞辦公室的牆上，貼著公司章程和一張分工圖：她抓財務和育秧，父親負責農機調度，母親著手後勤保障，婆婆負責勞務組織，老公羅通是新技術、新機具的引進者、應用者。

這會不會隻是一種形式上的分工？“就是要按這個來，我們有1730畝地，不然怎麼管？以後分紅，也是按這個。”羅通說，他們有13台大型的農業機械，常年雇傭8個工人，“每個成員不僅要承擔責任，還得發揮好作用。

對他來說，大的轉變來自於財務管理。“過去是記粗賬，覺得八九不離十，現在要細到買瓶藥都要入賬。”

一位區縣農業部負責人說，如果沒有精打細算的製度設計，很難申請到農業扶持資金，“連賬都沒有，怎麼證明扶持資金用在了農業上呢？”

記者發現，不少家庭農場其實已經具備了公司化運營的思維。受寶墩遺址保護限製，楊波不能動手改變高低不平的地形地貌，機械化耕種難以實現。經過市場調研，他選擇了向有機農業方向發展，即將拿到有機轉換證，而且還著手搞深加工，向產業鏈條高端延伸。

與之同村的李仁君，似乎並不順利。李仁君是村上的種植能手，租種著80畝地育種。去年，他與兄弟、侄兒子又流轉來400畝土地，注冊成立了家庭農場，但三家人的組織聯係並不緊密，記者問及未來規劃，李仁君坦言說已經很久沒碰麵。不知什麼原因，他今年竟跑到大邑獨自租了400畝地單幹。

由此看，如果家庭農場僅是種糧大戶的擴版，即使規模化種植的目標實現了，集約化生產、市場化營銷的目標也難以企及。

C 有了家庭農場，合作社何去何從？

——去偽存真，農業經濟主體更豐富，其實未來更好

從青白江出台的注冊登記細則看，家庭農場可以注冊為個體工商戶、個人獨資企業、普通合夥企業或公司等主體類型。

不少人心存疑問，盛行多年的合作社同樣是法人，為何還要家庭農場？

彭州市丹景山鎮武備村的李正奎，已經達到近4000頭養殖規模，但他拒絕以成立養殖合作社的方式取得法人地位。

按照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相關規定，成立合作社，底線是必須有5名以上的成員。那麼，李正奎就必須再找來4個“戶口本”。“為了成立而成立的話，一些農戶可能既不出錢、也不出力，就隻出戶口本。”他擔心的是，合作社成立後，不少農戶當起“甩手掌櫃”，不參與合作社的生產經營，更不願承擔合作社的虧損，一旦有盈利又要分紅。現實中，這樣的實際上是一家運營的“假合作社”，並不少見。

但是，不成立合作社，李正奎又有了另一番煩惱：養殖場不具備法人資格，很多生產經營活動受到限製，比如沒法開具發票。

正是家庭農場為李正奎打開一扇窗。8月5日，經過一係列條件審核，李正奎捧回了一張工商登記證，成功越過“5個戶口本”的限製，名正言順地成為一個經營主體。

據預測，成都市下一步也許會出現部分合作社向家庭農場轉型的現象。

家庭農場，並不是否定專業合作社，相反，它將改善合作社的基因。有專家設想，今後的農民合作社，有望成為多個家庭農場的聯合體。由於每個農場都是有活力的經營“細胞”，“空殼化”也許不會再上演。

彭州市鳳霞蔬菜產銷專業合作社，已經付諸實施。該合作社共有基地1000畝，由23名種植大戶的家庭農場組成，形成了“大園區+小農場”的模式。

劉成鋼把未來想得更遠。“我們還注冊了資產管理公司，家庭農場是公司旗下的獨立經營單元。運作成熟後，不排除在雙流、青白江等地‘複製’更多的家庭農場，由公司在財務、市場、物流、配送等方麵進行統一調配管理。”

D 前途光明？

——才邁出第一步，有坡有坎處，恰需創新

在多數農場主看來，拿到一紙工商登記證，隻是邁出了第一步。家庭農場要進入良性軌道，尚需翻越多個障礙。

即將進入收割季節，楊波卻有些高興不起來。困擾他的“心病”從去年開始就沉甸甸地壓在心頭：60萬斤稻穀收割了，往哪兒放？“700來畝地的水稻，平均每天要收10萬斤。沒有地方晾曬就隻有趕緊‘出手’，被收購商壓價，幾乎沒有還手之力。”楊波說，去年因此造成的損失就在6萬元左右。

這不是一個特例。在記者幾天的采訪中，幾乎每家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家庭農場，都被此難題困擾。由於農場主流轉的是耕地，不能改變土地性質，也就無法匹配自己的晾曬場地。“這事挺難辦。”每個基層農業幹部幾乎都有如此感慨。

不僅是晾曬場，農場主們希望，在各項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方麵，都能得到政府支持。“溝渠、道路、水電，就按我70多畝的規模來算，投入都在20萬元以上。”吳加寧說。

盡管沒有被晾曬糧食的事情困擾，但李正奎也有他的煩心事。“融資非常困難，就算把所有證照擺在銀行麵前，人家也不給貸款。”李正奎說，這些年，他靠著自己的信用貸款，每年能從信用社貸來2萬元。

李正奎給記者算了筆賬。每月的飼料大概需要40—50萬斤，而且飼料廠現在一律不賒賬，一年的流動資金在300萬元以上。一年2萬元的貸款額度，杯水車薪。

農業生產者融資難不是一個新話題，但家庭農場能否找到突破口，仍是值得關注的命題。

一個“穩”字，是農場主們的共同期待。“租期太短，根本不敢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改造。”羅通的土地流轉期限長隻有5年，他一直想把田塊整理得更大、更平，卻無法實現。

詹天兵則建議政府可以出台中立的土地租賃標準，使得雙方長期受益。“可以參考台灣的做法，定一個租金和收成的合理比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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